1984年初春，在昌吉市硫磺沟煤矿井口，我第一次戴上沉甸甸的矿灯。工友们都叫我“巴郎”，没人想到我这个来自喀什的26岁的维吾尔族小伙，会在井下一干就是32年。

　　下井第一天，我被分到了掘进队。潮湿阴暗的井下，环境十分恶劣。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安装，只有通过人拉肩扛的方式来运煤。

　　大锤轮流砸向岩壁，震耳欲聋的金属撞击声中，石屑像子弹般飞溅。掌钎的老张吼着 “猫腰！”一块脸盆大的矸石擦着我的安全帽砸在脚边，腾起一团黑雾。从矿井出来时，毛巾拧出的水都是黑的。

　　1985年，我转岗炮采队，成为了一名放炮员。每次装药前，我都要摸遍工作面的每寸岩壁——顶板渗水的地方画三角，煤帮有裂隙的地方贴红布条。

　　当时的采煤条件不好，地下200米多深的巷道内随时可能掉下乱石和冒顶塌方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，爆破作业稍有不慎，也极易发生重大煤矿安全事故。

　　最险的一次，导火索突然熄灭，我趴在炸药包上用矿灯检查，刺鼻的硝烟呛得人睁不开眼。当重新点燃导火索的刹那，巷道里回荡着工友们“大卡里快跑”的喊声。

　　多年来，我在采煤一线留心观察、琢磨和总结，井下各个系统、采面工作程序、各种事故征兆……我都烂熟于心，并总结了很多实用技巧。

　　我安全意识强，经验丰富，善于排查安全隐患，有我在现场，大伙儿说他们心里就踏实。

　　井下的日子有苦也有乐。妻子总会在我的铝饭盒里藏两个煮鸡蛋，她说：“吃了蛋，干活有劲儿。”

　　我把鸡蛋分给山东来的老李、甘肃的老周，他们把舍不得吃的咸菜疙瘩塞给我。

　　夜班间隙，我们围坐在矿车里，就着安全帽里的矿灯光亮，啃着馕饼听老李唱秦腔。那调子在巷道里打转，比矿灯还亮堂。

　　因为井下工作环境又热、又脏，大多数人光着膀子干活，蹭破皮是经常的事，有时冒顶砸断胳膊腿也是有的，还有不少井下工人因吸入过多的粉尘而得了硅肺病。

　　1992年，我得了肺结核，在医院躺了3个月。病床上，我总梦见和工友们在一起的日子。出院那天，我特别高兴，终于归队了，又能和工友们在一起。没想到，这一干就干到了58岁，我在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病退。

　　我们那批矿工，有的人希望用自己的劳力换来家人更加安逸的生活；有的人是因为读书不多，可供选择的工作不多，不得已而选择这份工作……

　　但不管怎样，既然选择了这样的工作，我们就会好好干，攉煤架棚、打眼放炮，在矿井下挖、采、跪、爬，为的是将更多黑金带出地面。

　　2010年，我荣获自治区劳动模范奖章。这一年，我工作的煤矿采煤工艺更加智能化了。

　　我站在智能化综采工作面，液压支架自动伸缩，采煤机“嗡嗡”地啃着煤层。年轻的技术员教我用遥控器采煤，“卡师傅，现在采煤不用人下井啦！” 我摸着光滑的操作屏，想起以前用钢钎一寸寸凿煤的日子。巷道里的风还是那么凉，但心中揣着满满的幸福和自豪。

　　2012年，我又荣获了全国煤炭工业劳动模范。这些荣誉激励着我与黑暗为伍，与光明共生，用勤劳和智慧的双手捧出来自远古的光热。

　　5年前，我的妻子因病去世。我的4个儿女都很孝敬，逢年过节一大家子聚在一起，其乐融融。在全家团圆的时候，我更加想念我的妻子和她的付出。

　　有人问我：“在井下待了半辈子，图啥？” 我望着远处的煤山说：“煤是埋在地下的‘太阳’。我们把它挖出来，人间就有了光。”

　　现在，我的大女儿接过我手中的接力棒，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。她和伙伴们正用新的方式，把这光传给更年轻的一代人。   

　　（大卡里口述 本报记者王薇整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