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任宝红

　　端午节的脚步又一次临近了，今天的昌吉艳阳高照，因前日的一场雨此刻格外凉爽。二十余载了，这双手曾于北上广深无数冰冷的键盘上敲击，最终停在西北边城昌吉的电脑前——指节间似乎总残留着年少时毛羽沟村那干硬而温暖的泥土气息，那气息却如细线般缠绕着心魂，愈扯愈紧。

　　毛羽沟村贫瘠的褶皱里，端午是吝啬的节庆，未闻龙舟鼓响，亦少见粽叶翠绿。记忆犹新的是母亲做的那一碗馓饭。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，映着母亲微躬的身影，大铁锅里，滚水翻腾着白汽，金黄的玉米面被一双布满老茧的手，耐心地均匀地撒入。旋即，沉重的木叉沉入锅中，沿着一个方向，一圈又一圈，缓慢而有力地搅动，母亲边搅嘴里边念叨着：“馓饭要做得好，三百六十搅！”锅中的糊糊渐稠，变得油亮、筋道，在木叉的牵引下，凝成一片光滑柔韧的金色湖泊，这便是馓饭了。

　　粗瓷大碗盛满，热腾腾地端上炕桌。中心按出一个小窝，浇上自家渍的酸浆水菜，再淋一勺红亮的油泼辣子。一家人就着咸菜，一筷一筷沿着碗边，挑起那温软浓稠的糊糊，裹着酸辣送入口中，那香，便已是童年里最丰饶的盛宴了。

　　后来终究踏出了村口那道低矮的土坎，从此故乡便成了身后模糊的风景。在无数异乡流转的岁月里，城市霓虹常于瞬间照亮我的茫然；即便如今在昌吉定居，每当编排出他人团圆庆贺的图文，指尖在键盘上敲击出的声响，仿佛都撞在空荡的胸腔上，荡起层层回音——那声响竟比毛羽沟深夜的寂静更显深重。

　　前天早上准备出门上班，侄子敲门进来递给我一个袋子说：“二姨，爷爷寄的核桃仁和瓢子（野草莓）罐头，两家各一份。”接着和侄子寒暄了几句，走后我便迫不及待地一层一层打开袋子，顿时，心里五味杂陈，这袋子里装的，何止是食物？是父母倾尽全力的爱呀：七十多岁的父亲，耐心地爬上树，摘下核桃、晒干，再一个个剥去坚硬的外壳，只为我能吃到最省心、最完整的果仁。近七十岁的母亲，依然惦记着爬上陡峭的山坡，在荆棘丛中为我寻找那酸甜的野草莓。每一颗核桃仁的光洁，每一粒野草莓的完整，都是他们用日渐迟缓的身体、模糊的视力和不再灵巧的双手，一点一滴“磨”出来的心血。这份爱，笨拙、具体、不计成本，是二老此刻唯一能跨越山水送到我们手中的珍宝！

　　匆匆出门，上班路上边开车边与母亲通话，我声音尽力放轻松：“娘，您和爸又给我们寄好吃的了，瓢子甜得很，核桃仁真香，您和爸岁数大了就别折腾了，在家平平安安地呆着等我们回去。”她在那头沉默片刻，才缓缓开口说：“你姐夫去年冬天把那棵核桃树剁（砍）了，这是最后一次寄核桃，我也今年不如往年了，来年也可能爬不到山上摘瓢子（野草莓）了！”

　　“最后一次寄核桃”“也许是最后一次做野草莓罐头”这些“最后”像细小的针，刺在心头。它让我们猛然惊醒：父母给予我们的那些习以为常的馈赠，并非取之不竭。这一次的包裹，因此显得格外珍贵。捧在手里，是沉甸甸的爱，也是沉甸甸的失去感。这个来自遥远故乡的包裹，是父母用尽全力为我保留的最后一片故园的秋色与夏日的山风。父母尚在，来年一定回家看看，再听听门前核桃树的故事……

　　端午节，本应是家人团聚，共包粽子，祈福安康的日子。虽未能归家，却收到了这份浓缩着父母所有牵挂的端午心意。它无声地提醒着：父母在老去，家乡在改变，那些曾经稳固的、习以为常的东西，正在悄然消逝。这节日的滋味，便多了一层对生命、对亲缘的深刻体悟。

　　窗外昌吉的街灯次第亮起，白亮的光刺破了暮色。我忽地忆起家乡黄昏，暮霭弥漫于山沟，常如温暖的旧棉絮般，轻轻裹住了整个村庄。那时母亲总坐在煤油灯前纳着千层鞋底，针线穿梭在粗布间，发出细密而坚韧的声响——那声音，连同旱柳在风里的叹息，竟是我后来所历无数都市喧腾都无法覆盖的寂静之音。

　　如今我的儿子已在昌吉长至我当年离乡的年纪。他言语间早已浸透了此地的腔调。他每日背着书包，脚步轻快地穿过城市平坦的街道，奔向一个我年少时无从想象的未来。他偶尔好奇地问我：“妈妈，毛羽沟以前是啥样子？”我努力在记忆的深土里翻找，想掘出些鲜亮的色彩、动听的声音给他，最终却发现，贫瘠山沟里最清晰的，竟仍是母亲灶前那点微弱而执拗的火光，以及做馓饭时玉米面糊糊在木叉的牵引下，凝成一片光滑柔韧的金色湖泊形状。

　　故乡的月亮，从陇南的山坳间升起，它清冷的光辉也曾一路跟随着我，流离过无数城市的屋檐；今夜，这月光终于静静铺展在书桌的版样纸上，报纸铅字行行，竟如被月华洗过一般分明——字里行间蜿蜒的，是异乡人归心所踏出的无形路径。恍然间，仿佛看见我家院子边那棵杏子树，正蘸着这亘古的月华，在清朗的夜空里，一遍遍写下无声的召唤。